为什么诸葛亮能知人善任,成为料事如神的“智多星”?

浏览:232   发布时间: 08月30日

诸葛亮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宋人胡寅说“三国人才之盛,后世鲜及,然诸葛孔明,则高迈独出。”从道德、才能、作风、事功各方面综合衡量,诸葛亮堪称三国时期的第一流人物。后人总是讳言诸葛亮奇谋为短:具有很大社会影响的历史小说《三国演义》,甚至达到“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’的地步。但是,诸葛亮成为知人善任,料事如神的“智多星”,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

诸葛亮认为治国之道,在于举贤,所以对于各方面的人才并无偏私,同样选拔、重用,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。即使对于外来投靠的人,只要是贤才,也同样任用。他在《将苑知人》篇中指出,人的情况是很复杂的,好坏悬殊,情貌不一,要识别人才,首先要表面温厚而内心狡诈,有的人外表谦恭而心地险恶,有的人外表勇敢而胆小怯阵,有的人能努力做事但并不忠诚。怎样透过复杂的现象把握本质呢?诸葛亮提出了七条“知人之道”主张对人才要从志向、应变、胆识、勇气、品行、廉洁、信义等七个方面进行考察。诸葛亮根据上述考察和识别人才的原则,从敌垒中争取的姜维,原是魏国天水太守属下的一员将领。诸葛亮对他评价很高。他在与张裔、蒋琬的书中称赞姜维“忠勤时事思虑精密,考其所有,永南、委常诸人不如也。”认为姜维是凉州上士,有用兵之才,更可贵的则是姜维“心存汉室”,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,因此对姜维委以重任。那一年,姜维27岁,诸葛亮奏封他为奉义将军、当阳亭侯,以后又擢为征西将军。诸葛亮病逝后,姜维统领全军,成为蜀国支柱。虽然姜维没有取得诸葛亮那样的胜利,但他在后期蜀国中,毕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,证实了诸葛亮当初对姜维的看法是正确的。
诸葛亮用人,善用其所长,避其所短。如魏延和杨仪,一武一文,都很才干,但魏延跋扈骄矜,杨仪性情狷狭,二人如同水火,互不相容。诸葛亮对魏杨二人,并不求全责备,而是“深惜仪之才干,凭魏延之骄勇,常恨二人之不平,不忍有所偏废也”。诸葛亮在世之日,完全能够驾驭魏、杨二人,使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。诸葛亮还直接从基层破格提拔一些虽不出名,但确有真正才干的人才到重要岗位上来。如他发现杨洪很有见识,就表荐杨洪领蜀郡太守,使“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”。特别是诸葛亮选拔、培养了蒋琬、费祎、姜维、董允几个重要人才,对于稳定蜀汉后期的政治和支撑危局起了重大作用。蒋琬在蜀汉初期担任广都长,刘备巡游时发现蒋琬不理政事,时不沉醉,打算将他治罪。诸葛亮看出蒋琬作县官不适宜,但可以担当大任,因此向刘备指出:“蒋琬,社稷之器,非百里之才也。”于是将蒋琬保护下来,后来又加以提拔重用。诸葛亮称赞蒋琬“托志忠雅,当与吾王赞王业者也。”诸葛亮出师北伐,密表后主曰:“臣若不幸,后事宜以付琬”,推荐蒋琬继承自己的事业。诸葛亮死后,由于“新丧元帅,远近危悚”,并且魏延、杨仪之间矛盾激化,一时政局动荡,出现危机。但蒋琬执政后,镇静自若,毫不惊惶,终于逐渐将局势稳定下来。

诸葛亮以军国重任付托于蒋琬,而不委之于虽有才能但性情狷狭的杨仪,这是很有知人之明的。费祎也是诸葛亮很早就赏识的人才。诸葛亮在《出师表》中向后主推荐郭攸之、费祎、董允等人,认为“此皆良实,志虑忠纯,是以先帝简拔以遗下”。希望后主凡对于宫中之事,事无大小,悉以咨之。后来费祎执政时,蜀汉政治仍然保持安定。诸葛亮向后主推荐董允,也能上则正色匡主,对后主时常有所规谏下则数责宦官,使“皓畏允,不敢为非”。因此,董允在世之日宦官黄皓一直不敢胡作非为,扰乱朝政。同曹魏和孙吴后期政权相比较,魏、吴的人才都比蜀汉多,曹魏在明帝死后政局动荡.朝内互相残杀,终于不免君主被废,政权易手;孙吴在孙权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动荡局面。唯有蜀汉能够在诸葛亮去世之后,仍然保持政局稳定,政策连续不变。这就足以体现诸葛亮在选拔和培养人方面的高明和成功之处,能做到知人善任。
时人及后世评价诸葛亮料事如神,有着经天纬地的雄才大略:“三分割据纡筹策”“鼎分天地一言中”,“因机定蜀延衰汉,以计连吴振弱孙”,“划然成三分,正尔扼两雄”,“七擒依算略,一战定蛮苗”,这些描写,极其生动形象地显示了诸葛亮的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”的非凡智略。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,能够洞悉当时国家社会之形势,针对国计民生症结之所在,提出兴利除弊的适当方案,制订出长远战略。他有如良医治病,能准备地诊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病源,然后开出有效的药方。为求少犯错误,使其决策渐趋完善,诸葛亮能够综核名实,赏罚必信,集思广益,善于采纳群言,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,择善而从,以改进工作。正是由于他能够澹泊明志、宁静致远,诸葛亮才能不会陷于名缰利锁,才能高瞻远瞩,光明在望。
诸葛亮早年虽然隐居隆中,不求闻达于诸侯,但对天下大势已是洞若观火。所以当刘备三顾茅庐问以天下大计,诸葛亮提出的策略,分析中肯,见解透彻,这就是著名的《隆中对》。诸葛亮隆中对策正确地分析了政治形势,对各军阀集团的地位和实力作了清醒的估计,确定了刘备集团联合的对象和主要打击目标。指出刘备集团向荆、益两州扩展势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,为屡战屡败,处于彷徨状态的刘备集团指明了方向。数年之中,刘备集团势力迅速发展,占据了荆州的大片土地和益州全部,实现了诸葛亮鼎足三分的预见。在如何治蜀的问题上,诸葛亮抓住要害,主要采用重典。诸葛亮认为“宠之以位,位极则贱;顺之以恩。恩竭则慢。所以致弊,实由于此。吾今威之以法,法行则知恩,限之以爵,爵加则知荣;荣恩并济,上下有节。为治之要,于斯而著”。准确地找出了当时益州政治弊病之所在,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蜀方针。对于后主刘禅,诸葛亮深知他生性暗弱,有易受小人包围的弱点,因此在《出师表》中特别告诫后主,要“宫中、府中,俱为一体,陟罚藏否,不宜异同”。诸葛亮提醒后主,对于身边接近的人“不宜偏私”,对政府大臣不应疏远,而应一视同仁,不使内外异法。并警诫后主,“亲贤臣,远小人,此先汉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,远贤臣,此后汉所以倾颓也”,进一步以前、后汉的兴衰就在于君主能否亲贤远佞的经验教训,暗示后主对此应特别注意。后来诸葛亮和蒋琬、费祎等人死后,后主果然为宦官黄皓所包围,致使蜀汉后期政治腐败。可见葛亮对后主的某些弱点和毛病是看得很准的,并且在身前尽量加以规谏,力求使其毛病不至于发展到危害社稷的程度。诸葛亮对事情的推断是相当的准确,政治观察力极为敏锐,不愧为料事如神的“智多星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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